刘传江:“新生代农民工是草根精英”

作者:admin发布时间: 2019-06-10浏览次数:

  “打工无前途,回乡无意思”,占农民工6成甚至更多的80后、90后农民工,一直处于城市的夹心层。他们到底姓“农”还是姓“工”,他们的未来在哪里?近日,本报专访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刘传江,对这一个崛起的新生社会群体进行全面解读。

  他们打工的目的和效用不一样,第一代农民工更多的是为家庭、兄弟姐妹、子女考虑,新生代农民工更多的是为自己。

  长江商报:前几天,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出台,其中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这个概念,在此之前,新任农业部部长韩长赋也亲自撰文,发表了就第三代农民工的相关文章。您怎么看这些现象?

  刘传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改革开放的深入,进城打工的农民工群体内部结构已出现分化,80后农民工逐渐成为主体,他们在生存背景、人格特征、市民化意愿和能力、对城市的认同和将来的打算等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不一样。

  第一代农民工出来后,最终回到家乡去,他们有田,吃住都不愁,新生代农民工则漂在城市,却不能成为市民,不能解决户口,更买不起房子。这一批人目前占农民工总数的60%左右。

  等到他们年纪大了,会被劳动力市场抛弃,他们没有社会保障,在城市中依然没有着落。他们的比重会占到80%,至少是两亿人。这个巨大的“漂着的群体”,会对和谐社会的建设和社会稳定带来严峻挑战。

  刘传江:我提出的“第二代农民工”是一个社会学视角的划分。“一代、二代”通常是人口学的划分,我认为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的形成和分化与我国特殊的体制转轨密切相关。仅从人口学意义上来看,“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从1980年开始实施,新生代农民工也正是此后出生的一批人。

  现在绝大多数的90后农民工还不满20岁,在农民工群体中所占比重还很小,很多人还不成熟,思想观念、行为模式等方面还没独立。他们目前根本没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群体,所以我现在还是把80后和部分90后,称作第二代农民工或新生代农民工。

  刘传江:与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已发生很大改变,观念也随之变化,他们中间大多数人没有务农经历,外出打工的职业期望值高于父辈,吃苦耐劳的精神远不如他们的父兄,不少人不愿干脏活、累活与收入低的活。他们知道在与城里的同龄人竞争时自己的优势和劣势,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现有社会秩序下谋发展,求生存。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进城打工带有“闯天下、寻发展”的目的。

  我曾碰到一个来自陕西的农民工,他和父亲都在珠三角地区打工,父亲每天干十几个小时,白小姐三肖中特期期准而他跑进一家工厂,交了进厂费,嫌太累工资太少。他跟企业要福利、要发展空间,企业说达不到,他就不干了。他说,凭什么城里人跟我们干一样的活,收入比我们高,福利比我们好,宁可不干,直到碰到满意的雇主为止。他父亲则说,只要觉得比在家里种田好就可以了,他们正是这两代农民工的典型代表。

  第一代农民工绝大部分是真正的农民,第二代农民工绝大部分没有或很少有种田经验,被称为农民工,也仅仅在于他们出身在农村,父母是农民。

  还有,第一代农民工的“根”是在家乡的,他们年纪大了后,大部分人是要回去的,第二代农民工,95%以上的表示无论怎样都不愿意回家种田,只有极少部分人表示,赚点钱后回老家做点生意。

  所以第二代农民工,客观上不会种田,主观上不愿种田,那他们的出路在哪里?所以我们说要市民化。这里我们所说的市民化,不是要把所有2亿农民工都市民化,这也不可能,有些农民工家在农村并且只习惯于农村生活,你想要他市民化也不可能。市民化既要有主观上的愿望,同时还要有客观上的能力,所以,市民化主要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

  目前,传统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工人只有3000万人左右,而农民工已达2亿多人,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早已是产业大军中不折不扣的主力军。

  长江商报:80后农民工这个群体的崛起是非常快的。您怎么看他们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

  刘传江:从90年代中期开始,农民工已经是中国产业大军中的主力队伍。近15年来,传统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工人比重一路下降,只有3000万人左右,而农民工已达2亿多人,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早已是产业大军中不折不扣的主力军。

  但因为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特殊的二元户籍制度,出现了转轨时期中国特有的农民工。从宏观层面讲,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工厂”和最大出口国,是因为中国有数以亿计的廉价的农民工;从微观层面看,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早已经与农民工的劳动供给息息相关,几乎所有的大都市如果离开了农民工,就会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

  例如春节,随着大量农民工返乡,小到家政保姆会紧缺,大到市政建设工程会停下,所以,没有农民工这一群体是不可想象的。“民工荒”不仅在沿海发达地区存在,湖北汉川等地的不少工厂,近年来也被招工难问题困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只能向陕西、贵州、川渝、安徽等地招募农民工,年关时还安排专车接送,与其他地区抢夺农民工。

  目前,80后“第二代农民工”已占农民工总数的半壁江山,部分行业已占三分之二。第一代农民工年龄大了,在劳动力市场上没有竞争力了,这是客观原因,主观原因是自己觉得身体吃不消,本来是干几年就回家去的。于是,他们逐步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

  2008年底,我们在武汉市做了一个1100人的调查,第一代农民工平均年龄41岁,第二代22.8岁。

  刘传江:男性农民工大部分集中在建筑工地、长途运输等行业,女性更多的是餐饮服务员,集中在电子、服装、鞋帽等工业。

  但在从事职业类别的选择上,城里人不愿从事的职业,多由第一代农民工承担。但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这种情况有所改变。现在的很多职业已存在着外来人员与城市本地人之间的隐性和显性竞争,新生代农民工对于自己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水平的要求更高,他们也希望从事轻松而待遇较好的职业。同时,他们也把工作作为一种开眼界和找机会的手段。

  学者朱永安的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从事服务业的比率最大,为41.4%,而第一代农民工从事这一行业的只有16.9% ;另一方面,年轻一代农民工从事建筑、社区服务和家政服务的比率要低于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从事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例有下降的趋势。

  成艾华等的研究也表明这样一种趋势:第一代农民工在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中,更偏向就业于城市非正规部门,在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中担任雇主的较多。而新生代农民工更具有新时期城市产业工人的特征,正在逐渐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体。

  还有一个值得鼓励的新态势令我们感到欣慰,那就是年轻的农民工中,先打工后创业的人数有所增加。他们中间一些有进取心和有能力的人,凭借打工积蓄的资金和经验,自己创业,比如开个蛋糕店、办个小厂或者复印店之类,和帮别人打工不同,创业就是自己雇用自己,甚至还雇用别人,他们拥有了更多的自主发展空间和成就感。

  但从就业职业的总体特征来说,80后与80前尚无本质上的区别,都属于体力劳动者,多数人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没有太多的技能,平均受教育年限不到十年,在竞争非常激烈的城市,能实现从蓝领进入到白领阶层的转变的人实属凤毛麟角,因此他们在职业上并无质的飞跃。

  在职业规划的要求上,第一代农民工出来的时候,配偶多在家乡,他们往往是从收入的高低角度做判断标准,而第二代农民工60%以上的人还是单身,他们把个人的发展看得更加长远,更希望能在城市立足,希望能多学到一些知识,获得在城市生存的必要资本。他们中很多人希望在工作的城市寻找到婚姻的另外一半,在城里结婚、买房、成家、抚育后代。

  站在农民或者农民工的角度,怎样把他们转变成市民,这个过程被称为市民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城市化的过程。

  刘传江:最大的尴尬是身份的尴尬,特别是80后农民工,“我没种过田,我生活在城市,为什么他们还叫我农民工”,他们不愿意接受“农民”这个角色定位,但他们很难融入城市,乡村也不愿回去。

  还有一个尴尬是二元户籍制度。我国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二元体制主要包括14个方面的制度安排,其中有一项——农村有生二胎的机会。

  这样的政策和行为,会导致新一代的“农民工”数量多于城市出生的“工人”,只要现行的体制还在惯性地发挥作用,那就可能陆续出现为数众多粗放式抚养的第四代、第五代农民工,所以现在,国家在宏观上让这些有条件、愿意市民化的留下来,比如中央一号文件中有关于放宽城镇户口门槛的方向,白小姐点特要让农民工进来,然后按照城市的标准约束他,比如遵守城市的生育计划、遵守城市的社会规范,这对农民自身发展和整个国民素质的提升都是有好处的。

  刘传江:新生代农民工实质上是草根精英,他们年轻力壮且文化程度较高、敢闯敢干有一技之长。他们有手机可以上网,有QQ与外界接触,有更多地方政府的办事机构、劳动局,进行劳动输出。

  他们比第一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意愿要强烈得多,比如互联网,这种东西他们都接受,跟城市里的年轻人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在传统的二元结构制度下,城市只负责那些有城市户籍的人,比如就业、社会保障等。农民工等外来人口的就业、生活、公共产品分享等问题,往往被忽略。

  因此,体制是最核心的问题。要让农民工市民化,首先必须有体制创新和政策,同时具备一视同仁地对待农民工与市民的观念。因为农民工给城市创造了很多的财富,给城市提供了利润和税收,他事实上已经长期成为这个城市的市民了,不能因为他的户口没解决,就把他当做一个外地人,甚至在必要时,还省事地“腾笼换鸟”或清退农民工。

  近年来,不少城市开始把农民工称为新市民,解决他们的失业、医疗、养老、保障方面的问题,包括子女上学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农民工在城市长期打工,为城市做出的贡献,对已经取得城市户籍的人,廉租房应该给和市民一样的待遇,让他们参与摇号,给他们廉租房补贴,让他们参与安居房工程;在就业方面,变劳动力市场分割为开放平等的同时,考虑到农民工由于先天不足,给他们更多的培训机会,然后将农民工纳入开放的城市社会保障制度网络之中。

  这样,使得他们感到市民身份不是虚的,也不是口号,然后,让他们慢慢地自我约束,比如已经是城里人后,应该讲卫生,包括公共意识和计划生育等,你是城里人,你只能生一个,通过行为慢慢地影响他们的意识,“我自己是城里人了,我应该按城里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真正成为一个城里人。

  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主要从事人口与经济发展、产业与经济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研究。2008年出版《中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研究》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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